历史南华——鹦鹉关(英武关)之战

日期:2017/3/2 来源:本站原创 点击:3069 

    “乱箐槎牙黑雾深,山行哪复辨晴阴。低低茅屋过溪暗,面面长松激浪侵。鸟道一痕残垒断,人烟几处夕阳沉。满林鹦鹉能言语,故作愁声滞客心”。这是一首安徽贵池人吴铭道在清朝时期途经镇南州(今南华县)鹦鹉关时所作的诗,它形象地记述了当时鹦鹉关的地理环境状况。鹦鹉关作为云南通往西部的咽喉要塞,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在清咸丰年间,这里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战斗——鹦鹉关之战。

    (一)鹦鹉关(英武关)之战的历史背景

    清初,清政府在鹦鹉关设土巡检一员,带领弓兵13名防守。吴三桂叛乱平定之后,天下太平,鹦鹉关官役一度被裁撤。后来,根据形势需要,清政府又在鹦鹉关上重设哨、铺、塘等军事机构,服役人数三名至十几名不等。

    清咸丰年间,太平天国运动爆发,天下大乱,群雄并起,清政府的统治势力弱化。在云南,回族商人和汉族商人争夺矿权的斗争日趋激烈,为壮大声势,双方商人都煽动和带领本民族人员参加械斗仇杀,故意将经济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。这种有意制造和扩大民族矛盾的结果,就是双方都势大难制,根本听不进地方当局的调解,自以为是,就连云贵总督林则徐都调解无效。

    这种民族矛盾发展的最终结果,就是满清政府倒向汉族一边,实施“汉强则助汉杀回”的政策,对回族人民实行大规模的屠杀。清咸丰六年(公元1856年)四月,云南巡抚舒兴阿和藩司青盛就诬蔑回民造反作乱,下达对回族“格杀无论”的命令,省城两万回民被杀。此外,他们还下令各府厅州县,对回族“横直扫灭八百里”,在云南掀起了大肆屠杀回族人民的恶潮。

    满清政府的屠杀行径,激起回族人民的强烈反抗,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,全省各地的回民纷纷起义,一场以回族人民为主体的反清大起义终于爆发。其中,杜文秀在蒙化(今巍山)起义,马国才、蔡发春在姚安起义,马三新在昆明起义,马敏功、马如龙、马德新在临安(今建水)起义,杨振鹏在海口起义,徐元吉在澄江起义,田庆余在河西起义,马联升在沾益起义,马荣在寻甸起义。他们在起义地周围攻城夺地,声势浩大。如杜文秀在蒙化起义后攻占了大理,将清政府设在大理的云南省最高军事机关——云南提督府的势力逐出大理地区。

    在反清斗争中,全省起义的回民逐渐汇合成三支:一支以杜文秀为首,活动在滇西;一支以马德新、马如龙为首,活动在滇南;一支以马荣为首,活动在滇东。

    清咸丰六年(公元1856年)九月二十五日,各地回族起义军推拜杜文秀为“总统兵马大元帅”,宣布“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,革命满清”。并提出“联回汉一体,竖立义旗,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,剪除贪污,出民水火”的政治纲领,建立起大理政权。

    此后,云南省形成2个大的相互对立的政治集团:个是满清政府的云南地方政权,另个是以回族起义军首领杜文秀为首的大理政权。为了掌控云南,他们相互征战,回族起义军4次围攻昆明,清军五次西征大理。楚雄、镇南(南华)一线成为双方进行拉锯战的中心,先后数次改旗易帜。

    双方相互征战的结果,是清军将领杨玉科率领清军于同治十一年(1872年)十一月二十六日攻占大理城,杜文秀及家人被迫服毒自杀。早已通敌叛变的大司衡杨荣乘杜文秀服毒未死之际,将杜文秀“献解”清营。杜文秀被杨玉科杀害。同年12月九日,云南巡抚岑毓英与杨玉科密谋,以诱骗的手法将已投降的杨荣等13名高级官员全部处决。接着在大理屠城两天三夜,回民被杀达十万余众。为显示战功,云南巡抚岑毓英还下令将清兵计功割下的人耳24担挑至昆明展览。

    此后两年,清军又对杜文秀起义军的余部进行清剿,至同治十三年(1874年)五月,清军攻克了起义军最后个据点腾冲云峰山,大司空李国纶被俘遇害,坚持了18年之久的杜文秀起义在清军的残酷围剿下覆灭。

    与此同时,清军在全省范围内残酷地搜捕杀害回族同胞,各地的回族同胞几乎被斩尽杀绝。如五顶山的1个回族,在清军搜捕时躲藏在彝族家中,这家彝族主人为保住这位回族同胞的命,就急忙给他换上了1套彝族服装,并将1支大长烟锅插在那位回族同胞的衣领之上。搜捕清兵知道回族不抽烟,误以为衣领上插着烟杆的那位回族同胞是彝族人,未予杀害,从而逃过一劫,为回族同胞保留下一线血脉,现如今五顶山部分回族就是那位幸存者的后裔。后来,那位回族同胞为报答这位彝族主人的救命之恩,就与这位彝族主人结为异姓兄弟。如今五顶山乡的彝族、回族之间互称兄弟,即源于此。

    (二)鹦鹉关(英武关)战事经过

    在回族起义军与清朝军队的数次较量中,有一次重要的战斗就发生在镇南州鹦鹉关。

    这次战事发生在清咸丰六年(公元1856年)。起因是临安(今建水)汉族商人企图夺取楚雄回族商人开采的南安州(今双柏)石羊银矿,双方商人都煽动本民族群众参加械斗。其中,姚州(今姚安)回族发动数百人前往助战,在途经楚雄时,因控制不住局面,发生“大肆杀掠”行为。为维护治安,清政府调兵缉捕姚安回族。姚安回族为对付清军搜捕,只好在马国才、蔡发春的领导下举行起义,并与临安(今建水)回族起义军联系,请他们率队前往姚安助战。

    清咸丰六年(公元1856年)四月,临安(今建水)回族马飞龙率起义军千余人向姚州(今姚安)进发。为了在滇中站稳脚跟,姚安起义军和临安起义军商定:先取镇南州(今南华),再图姚州(今姚安)。他们计划攻取镇南州城的时间是四月二十九日。

    遗憾的是,回族起义军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差,攻取镇南这件事被清政府的耳目李开科侦知,并于二十八日报告了镇南知州潘仲辑。起初,潘仲辑还不相信,斥责李开科胡说八道。李开科坚定地说:“明日午刻贼若不至,请置吾于法”。知州潘仲辑半信半疑,但凭着“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”的古训,急忙派出使者飞报楚雄。

    事有凑巧,清朝云南省的最高军事长官——云南提督文祥(原驻大理)就带兵驻扎在楚雄,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出六百清兵星夜前往镇南防守。

    清咸丰六年(公元1856年)四月二十九日清晨,回族起义军果然前来进攻镇南州城的西大门。然而,镇南州城早已做好防守准备,回族起义军进攻十余次都无法攻破城门。不久,清政府的第二批援军又从楚雄到达镇南。由于兵力增加,清兵由防守转入进攻,派出60余人从北门出发,经石峡园抄到回族起义军的侧后,城西的清军开门出击。在两股清军的夹击之下,回族起义军大败,退至城西的灵官桥驻扎。

    此后,回族起义军见无法攻下镇南州城,就在镇南至祥云一线的驿道上截杀驻守关、塘、铺、哨的清兵,水盘铺、镇南关、沙桥铺、双树铺、苴力铺、鹦鹉关、天神堂铺、普棚铺等地的关塘铺哨的清兵被击杀殆尽,所杀清军数以百计。

    清咸丰六年(公元1856年)五月初,驻守永昌(今保山)的最高军事长官福兆奉云南提督文祥之命,率领永昌清军到楚雄协助防守,刚进入镇南州境就获悉回族起义军在城西驿道一线活动,于是不敢冒然进兵,命令所率清军在鹦鹉关安营扎寨,待查明情况后再作打算。

    次日,福兆命令前锋首领率领两百多名清兵攻击前进,当晚在沙桥色盆山宿营。回族起义军以逸待劳,乘夜袭击,200多名清兵濠棚未备,就遭回族起义军攻击,无一生还。

    接着,回族起义军乘胜前进,将福兆的鹦鹉关大营围得水泄不通,围困时间长达七天七夜。清军营中粮食吃光,柴火用尽,只好杀马充饥。

    清咸丰六年(公元1856年)五月十三日,福兆在内无粮草、外无援兵的情况下,决定孤注一掷,命令把总张玉柱、队目周岐山率领100多名敢死队带头突围。回族起义军本想营中清兵快要饿死,精神上开始松懈,不料清军困兽犹斗,100多名敢死队突然杀出,回族起义军措手不及,被清军杀死了几十人。

    说来也巧,就在清军敢死队出营冲杀时,鹦鹉关上突然狂风大作,尘土飞扬,回族起义军一时被吓懵溃散,清朝军队倾巢出动,乱冲乱杀,将回族起义军杀得大败亏输,鹦鹉关下尸横遍野,血流成河。

    战后,清朝军队又乱哄哄地忙于打扫战场,残忍地将战死和生俘的回族起义军的左耳割下,以此去记功请赏。

    鹦鹉关之战给后人留下的最大教训就是要搞好民族团结,要切实解决好民族问题。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省份,各民族由历史上的众多部落演变而来,各民族间的隔阂和斗争由来已久,并且根深蒂固,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挑拨离间和恶意煽动,极易引发群体事件,甚至是爆发民族性的矛盾和斗争,结果往往是闹事不成,徒增白骨。解放初期,中共中央对云南的复杂局势作了充分估计,指示云南省委的工作方针是“团结第一,工作第二”。大力倡导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团结,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进步,各民族间互称兄弟民族。时至今日,云南全省民族团结,经济发展,社会进步,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。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大好局面,努力防止祸起萧墙,共同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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